學界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新媒體平臺顯著提升了文學創(chuàng)作及傳播的活力，但也帶來了魚目混珠、泥沙俱下、媚俗從眾、價值標準混亂等問題；如何應對資本對文學話語、文學標準的滲透，也值得學界進一步思考。這一切，都要求評論者更加有力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激濁揚清、褒優(yōu)貶劣、堅持文學本位，揚新媒體之長而避其所短。

“新時代”與文學的“新關切”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與新文學百年的時間重合，使2017年這一年份刻度擁有了某種節(jié)點式的特殊意義。具體到文學界，“總結”與“展望”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兩種行動姿態(tài)。“總結”方面，各類帶有梳理、回顧性質的研討廣泛開展。以“新文學百年”為主題的學術活動頻見報道，多種“大典”、“大系”、“百年志”類叢書編纂出版，其熱度可謂接續(xù)甚至超越了2016年。以“五年”為時間單位展開的更具體的文學總結也頻繁出現(xiàn)，例如《文藝報》組織舉辦了“砥礪五年”系列研討，依照文體劃分，分別圍繞過去五年間我國小說（小說又分為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理論評論等領域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情況展開討論，并形成文章成系列刊登見報。這種“階段總結”式的研討，不僅著眼于過去五年（或百年）間中國文學現(xiàn)場出現(xiàn)的優(yōu)秀作家作品，更強調總結梳理中的問題意識，著重討論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出的問題以及現(xiàn)狀背后的趨勢性元素。在此意義上，對過往的總結往往亦包含著當下及未來的著眼，而十九大報告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一全新歷史判斷，無疑也為文學界的“展望”或謂“前驅”增添了強勁的信心和動力。2017年底，第二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于海南博鰲開幕，論壇主題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創(chuàng)造新時代的新史詩”，兩個“新”字顯示出鮮明的意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文學如何開辟新的格局、建立新的話語、書寫新的史詩、孕育新的偉大著作，正成為當下文學界熱切討論的話題。從這種熱切的背后，我們也看到了廣大文學工作者主體意識的樹立、責任擔當?shù)幕貧w。正如白燁一篇文章題目所說的那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時代賦予的使命”。

在關切新時代文學發(fā)展、討論文學新可能的過程中，最具體、最堅實的理論抓手，便是習近平文藝思想?！度嗣袢請蟆贰豆饷魅請蟆贰段乃噲蟆贰秾W習時報》等媒體先后發(fā)表仲呈祥《習近平文藝思想：時代的召喚人民的需要》《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實踐品格》、董學文《充分認識習近平文藝思想的重大意義》《論習近平文藝思想的時代特征》、李一鳴《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鮮明特征》、張知干《時代性、人民性、創(chuàng)新性、開放性——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基本特點》等多篇理論文章。而在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總體性、系統(tǒng)性學習之后，文學界已開始有意識、成規(guī)模地將對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研究討論，同具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及當下文學界現(xiàn)狀結合起來?！段乃噲蟆废群箝_設“堅定文化自信，弘揚中國精神”、“貫徹講話精神，推動觀念變革”兩個專欄，圍繞中華美學精神、本土文化資源、英雄書寫、典型人物塑造等習近平總書記重點提到過的話題組織文章研究討論，在文學界引起反響；其“新觀察”欄目集中組織一批較為活躍的青年評論家撰稿，有意識地刊發(fā)了一批明確針對當下具體文本及現(xiàn)象、富有批評鋒芒的文章，涉及當下文學生態(tài)的改進、小說想象歷史的偏差、文學評論過度理論化、批評家的“說真話”勇氣等諸多內容，頗受關注。由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文藝報社、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魯迅文學院共同主辦的“習近平文藝思想系列研討”活動已舉辦五場，主題分別為“文學與人民”、“文學與生活”、“文學與中國”、“文學與英雄”、“史詩般的時代與創(chuàng)造時代新史詩”。參與該系列研討的專家在會后形成書面文章，相關主題文章已刊出30余篇。總而言之，習近平文藝思想中出現(xiàn)的諸多觀點、強調的多種命題，在文學理論評論界得到了越來越深入的研究和闡釋；對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學習、理解、研究、探討，構成了整個文學界過去一年中的重要內容。

有關理論評論自身的若干思考

圍繞文學理論批評自身的現(xiàn)狀及焦點話題，文學界也展開了一系列討論。這些討論在充分肯定當下文學批評成就的同時，也犀利而準確地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顯示出文學理論評論界自我思考、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意識和勇氣。其中所涉的許多話題，顯示出鮮明的問題意識，在當下文學語境中具有可貴的現(xiàn)實意義。其一是建立共識的問題。中國作協(xié)理論評論委員會、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南方文壇》《揚子江評論》與蘇州大學文學院合辦“當代文學批評的共識與分歧”研討會，召集老一代評論家與當下較活躍的青年評論家共同討論中國文學批評的現(xiàn)狀與問題。與會專家對當下文學批評領域“共識”及“分歧”狀況的分析，就當下整體文學語境而言頗具代表性。一方面，當下文學置身于復雜的文化空間、經(jīng)受著各種文化觀念的碰撞沖突，而我們對批評尺度、文學標準等問題的深入探討尚顯不足，因此對“共識”的建構雖見成效卻還不夠充分；另一方面，當下文學批評領域缺乏爭論、爭鳴，“同質化”與“內循環(huán)生產”等問題依然存在，因此真正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分歧”亦不夠多。如何突破一團和氣的表層形式，經(jīng)由富于價值的分歧討論而取得真正意義上的共識，無疑是文學理論評論界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

其二是中國本土理論話語建設問題。許多評論家呼吁建立更加有效、更貼合當下中國現(xiàn)實的理論批評話語。杜學文在《構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現(xiàn)代審美體系是新時代的必然召喚》一文中，呼喚構建一種融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適應時代發(fā)展的新的審美體系。王曉平《西方理論如何闡釋現(xiàn)代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則針砭時弊，指出我們在利用西方理論闡釋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時常會出現(xiàn)削足適履的情形，因此“有必要改變對西方理論的盲目崇信，重建一套適應中國歷史和社會經(jīng)驗的話語體系，以有效地闡釋文學中的‘中國經(jīng)驗’”。孫紹振在《學術“啞巴”病為何老治不好》一文中的質疑與此類似，他認為中國本土文學理論長期“失語”、研究者似乎離開西方理論就變成“啞巴”，表述頗為尖銳。削足適履或學術失語，針對的乃是具體而真切的現(xiàn)實問題；如若上升到更加宏觀的歷史維度觀看，中國本土文學理論話語的建設，乃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歷史演進的內在規(guī)律和必然要求。王光明《在第二個百年努力勝出——談新時代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一文中談到，“中國文學現(xiàn)代轉型的第一個百年，我們是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逼著進入現(xiàn)代的快車道的。別人已經(jīng)捷足先登，我們不得不跟著跑”；如今，經(jīng)過一百年的探索發(fā)展，中國文學理論批評與世界的關系不能再僅僅滿足于“追趕”和“拿來”的模式，而應努力建立平等、對話、相向互動的新型關系，進而更好地發(fā)掘自己的傳統(tǒng)、發(fā)出中國的聲音，在多元開放的世界格局中彰顯我們的主體性。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同一話題的另一面，提醒的聲音也漸漸在學界出現(xiàn)。不少人表示，我們在建立中國話語的過程中要保持清醒冷靜，一是要辯證思考、避免粗暴的二元對立思維，二是要警惕“走形式”、“蹭熱點”等潛在問題。例如，丁帆、趙普光在對過去一年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狀況進行統(tǒng)計分析后認為，“中國話語”意識已成為文學研究界的主流或曰顯學；但作者同時也表示，研究者在相關研究中應做到認真、嚴肅、踏實，不能淪為簡單粗糙的“應景”或“追熱潮”。這的確是一種有意義的提醒。

其三是文學理論及批評話語的現(xiàn)實闡釋力問題。南帆在《光明日報》《文藝爭鳴》先后發(fā)表評論《沒有現(xiàn)實意義的知識必將枯萎——談文學理論的現(xiàn)實品格》及《文學理論能夠關注什么？》，強調文學理論的現(xiàn)實關注、現(xiàn)實意義，指出建基于文學內部的文學理論應具有理解并闡釋社會歷史的能力：“關注社會歷史，關注文學與現(xiàn)實的緊密聯(lián)系，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最為顯著的特征?！迸c此類似，許多文章及討論都強調文學評論的“在場性”、“當代性”，對文學理論評論的過度知識化有所反思。就現(xiàn)實生產運作機制而言，與“知識化”緊密相關的現(xiàn)象，便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化”、“建制化”的趨勢。這一話題本身具有相當?shù)膹碗s性。一方面，面向中國當代文學的評論研究工作向人文科學意義上的完備“學科”靠攏，是中國當代文學逐步走向經(jīng)典化的必然過程；但在另一方面，觀念的固化、視野的板結、思想活力的衰減，也是這一過程中不能不防范的潛在風險。在此問題上，郜元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一文或可帶給我們許多啟發(fā)。該文詳盡地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出現(xiàn)的“史學化”潮流，包括文學史研究興起的內在動力、學術轉軌的過程及形態(tài)、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成果和特征等等，在肯定其“深度歷史研究的意識”的同時，也牽扯出現(xiàn)象背后潛藏的相關問題：在學科危機感和“學術成果”焦慮感的逼迫下，“‘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大面積塌方……三足鼎立變成了文學史研究一統(tǒng)江山”，導致在這個“批評空氣稀薄而文學史空氣濃郁的‘學院批評’時代”，我們對當下文學問題的處理頻繁地仰仗史學視野，有時會變得“學究氣十足”。進而可以想象，歷史學、社會學等優(yōu)勢人文學科與文學學科間的“不均衡發(fā)展”現(xiàn)象，也將極其相似地出現(xiàn)在文學的學科象牙塔與當下現(xiàn)場之間——學術系統(tǒng)內部或許呈現(xiàn)出一派繁榮，然而“這種繁榮（繁忙）對整個社會文化的輻射十分有限”。由此言之，此類話題不僅涉及理論評論同文學創(chuàng)作間的互動關系，也涉及文學理論評論自身的立足之本；不僅局限于文學理論評論對具體文學創(chuàng)作的闡釋、言說，更充盈著文學輻射社會文化、參與公眾精神生活、打破“失語”現(xiàn)狀的內在吁求。對中國當代文學（并非僅是文學評論）而言，這或許是近年來最重大的焦慮之一；而在這焦慮之中，同時也內蘊著強勁的變革動力。

新的文學增長點與理論評論的應對

2017年，有許多新的文學熱點現(xiàn)象出現(xiàn)。在對文學理論評論的應對能力提出挑戰(zhàn)的同時，這些新的文學增長點也帶來了觀念的碰撞、思維的啟迪，從而刺激了文學批評領域內部的活力增長。

例如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問題。有人將2016年稱作“90后寫作元年”，原本散落各處的“90后”創(chuàng)作力量在近一兩年間得到了集中推介，評論界對這一寫作群體的關注、研究也在2017年里迅速跟進。在此過程中，“90后”寫作群體展現(xiàn)出許多新的特征。一些論者提到，期刊發(fā)表、獲獎推優(yōu)、作協(xié)研討等較傳統(tǒng)的文學運轉模式已不足以涵蓋和回應文學新人的整體寫作圖景，他們在話語資源、思維方式、身份認同甚至文本流通渠道等諸多方面都體現(xiàn)出新的時代特點，文學研究者應以更多元、更開放的眼界和思維來面對這一新興寫作群體。圍繞“90后”寫作，不少評論者分析過其優(yōu)勢與新質，但更具反思性的聲音也開始出現(xiàn)；如金理組織的“90后小說觀察”中就有人提到，“90后”的生活經(jīng)驗還相對比較單薄，導致其作品厚度不足。目前活躍的“90后”小說家身上，常能看到某種“模仿前輩”的痕跡，討論者稱之為“虛幻的鄉(xiāng)愁”：“試圖徹底地模仿某種過去的寫作，從風格到內容……他們從視為模范的80年代文本中得到生活體驗，想象那種生活并一頭扎進去，就好像那樣能更接近自己欣賞的文本與想要的生活”。圍繞何同彬2016年在《青年作家》雜志刊發(fā)的《關于青年寫作、文學新人的斷想》一文，丁帆于2017年初發(fā)表了《青年作家的未來在哪里》，兩篇評論都涉及到當下青年寫作同質化、青年作家“被規(guī)訓”和“被秩序化”的現(xiàn)象，一時間成為熱議話題。隨后，《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推出“青年作家的未來在哪里”專輯，刊出王堯、王彬彬的文章對該話題做出回應；《大家》雜志2017年第6期組織多位青年作家和評論家撰稿討論，其中何同彬、李壯、傅逸塵三人的文章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就更廣義的“青年”話題而言，有評論家從近年“青年理想”主題的文學敘述中發(fā)現(xiàn)了某種類似“痛苦比賽”的景觀（陳舒劼《痛苦比賽、報應期待與認知風險——近十年來“青年理想”主題的文學敘述》），這種景觀之中當然帶有個體意識覺醒及現(xiàn)實批判性等價值，但有時也會呈現(xiàn)出價值認同的分裂乃至刻意為之的情感偏激。

再如新媒體時代的文學發(fā)展。新媒體對文學生產及文學生態(tài)的影響，近年來一直是較為熱門的討論話題。第三屆“中國當代文學·南京論壇”選擇“創(chuàng)新：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抉擇”作為討論主題，首師大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與中國作協(xié)詩歌委員會也專門舉辦了“新媒體視野下詩歌生態(tài)研討會”。新媒體技術為文學傳播帶來的“效果”一度使文學界感到驚奇與興奮，如今，隨著各方面觀察的深入，文學評論界對新媒體同文學的關系也有了更加冷靜、全面、辯證批判的理解。以詩歌領域為例，微信詩歌公號對詩歌繁榮的推動曾經(jīng)備受贊美，但在2017年卻也出現(xiàn)了《有一種殺死詩歌的方法叫微信詩歌公號》這樣的反思文章，此種觀點其實絕非孤例?？傮w而言，學界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新媒體平臺顯著提升了文學創(chuàng)作及傳播的活力，但也帶來了魚目混珠、泥沙俱下、媚俗從眾、價值標準混亂等問題；如何應對資本對文學話語、文學標準的滲透，也值得學界進一步思考。這一切，都要求評論者更加有力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激濁揚清、褒優(yōu)貶劣、堅持文學本位，揚新媒體之長而避其所短。

又如“全民寫作”話題。以非專業(yè)人士為創(chuàng)作主體、帶有鮮明非虛構色彩的“全民寫作”（或稱“素人寫作”）近年興起，“全民故事計劃”、“正午故事”、鳳凰讀書“有故事的人”、網(wǎng)易“人間”等相關平臺獲得了廣泛關注，也在評論界引起了討論甚至論爭。兩種不同的聲音，側重不同、立足點相異，一方強調寫作倫理、一方強調寫作技術，似有“雞同鴨講”之嫌。這顯示出評論界對近年來興起的“全民寫作”現(xiàn)象缺少足夠的準備，在評價和判斷的方式、標尺、角度等方面尚未達成共識。面對新的文學增長點，評論界如何做出及時有效的應對，建立起新的思維、眼光和話語方式，無疑是需要長久思考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