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慶，是抗戰(zhàn)時期中國文化的避風港，也是眾多文人墨客的創(chuàng)作圣地。在這座充滿煙火氣息的城市里，中國現(xiàn)代劇作家曹禺先生度過了一段崢嶸歲月。重慶作為曹禺抗戰(zhàn)時期創(chuàng)作與生活的重要舞臺，以其獨特的地理和文化環(huán)境，成為曹禺藝術(shù)生涯中一段可歌可泣的難忘歷程。

一九三八年元旦，抗日戰(zhàn)爭進入了最為艱難的階段。曹禺作為劇校主任隨劇校戰(zhàn)時巡回劇團乘船西行，走湘江，穿洞庭，到宜昌，再過三峽，曹禺站在船頭，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煙波浩瀚，但此時的他卻無暇欣賞大自然的秀麗景色。此番入渝對他來說是逃難，是避險。終于，曹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到達重慶。此行雖路途遙遠，但曹禺并沒有讓自己受挫長途跋涉的艱難困苦中，據(jù)趙韞如回憶，“學校所藏圖書大多都在船上，因此萬先生在船上也能看書，還能給我們讀劇本。他講劇本時是帶著感情去講的，告訴我們每個人物的性格、情感和人物關(guān)系。”

初到重慶的曹禺，住在位于上清寺的劇校旁棗子嵐埡一臨時處所。他細致指導學生排演話劇《雷雨》，同時，身為教務(wù)主任的曹禺還積極聯(lián)系聘請教師黃佐臨、金韻芝（丹尼）、張駿祥、梁實秋、陳白塵、孫增爵、戈寶權(quán)等一大批名人，一時間重慶劇校人才濟濟。

曹禺在重慶的主要成就是戲劇的創(chuàng)作導演以及戲劇理論的闡發(f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曹禺參與編寫和導演的《全民總動員》（出版時更名為《黑字二十八》）在重慶國泰大戲院公演，此劇將許多的著名作家、導演、演員團結(jié)起來傾力合作，成為轟動霧都的盛舉。此劇公演后，重慶《新華日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和《中央日報》等就該劇題旨、化妝、布局、燈光、演員的演技各方面都發(fā)表評論。一九三九年四月，由于日寇加緊了對重慶的轟炸，國立劇校奉令疏散到了離重慶300多里的川江南岸名為江安的偏遠小縣城。在這里曹禺頂著胃病的折磨完成了《蛻變》的創(chuàng)作。曹禺本以為這樣一部鼓舞抗戰(zhàn)的劇本公開上演根本不是問題，但是《蛻變》的演出卻受到了國民黨的百般刁難，曹禺攜張駿祥一齊到重慶國民黨當局討要說法。曹禺據(jù)理力爭、寸步不讓，“戲怎么寫，作者最有權(quán)利，到底是你們懂戲？還是作者懂戲？寫戲還得聽我們的！”經(jīng)過反復較量，《蛻變》終于在重慶得以公演，并受到重慶人民的熱烈歡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作為曹禺創(chuàng)作高峰的《北京人》在重慶抗建堂首次公演，引起巨大反響。一九四二年底，曹禺擔綱男主角莫扎特，參演《安魂曲》，在文化知識界反響強烈。陶行知在看了《安魂曲》后感動得流淚，夜半敲鐘帶領(lǐng)“孩子劇團”觀看《安魂曲》。

曹禺在重慶不僅留下了豐富的戲劇創(chuàng)作表演成果，而且還非常重視抗戰(zhàn)戲劇的理論建設(shè)，在多次演講中集中表達自己獨到的理論思考。一九三八年夏，劇校舉辦“戰(zhàn)時戲劇講座”，七月二十五日曹禺在重慶木牌坊英年會講《編劇術(shù)》。曹禺本準備了講稿，但他面對這些渴望求知的熱情的青年朋友，興致很高，全程脫稿講演，就“戲劇的三個條件（舞臺、演員、觀眾）”“編劇的過程”等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講解。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曹禺應(yīng)重慶南渝中學（今南開中學）怒潮劇社的邀請，發(fā)表題為《關(guān)于話劇的寫作問題》的講話，提出創(chuàng)作態(tài)度問題，指出“近來的抗戰(zhàn)戲劇，故事往往太離奇，反使人不信，所以選材上應(yīng)力求平凡，再在平凡中找出新意義?！币痪潘娜甓率湃?，曹禺應(yīng)邀到上清寺儲匯大樓發(fā)表題為《悲劇的精神》演講，是曹禺最為重要的戲劇理論成果之一，前輩學者胡潤森先生曾指出“這篇講演對我們理解他的悲劇觀念，進而研究他的悲劇藝術(shù)，有著不容忽視的特殊重要性”，可謂不刊之論。

曹禺十分疼愛學生，劇校的學生們回憶說“萬老師是最沒有什么架子的”，學生們常常跑到他的家里，吃泡菜、臘腸、糖果，聽曹禺有聲有色地談?wù)撐膶W、戲劇。曹禺還會脫下他的長袍，和學生一起打籃球，搞得渾身是土。從上海來的一位名叫呂恩的流亡學生因同學們對他有看法不想讀書了，曹禺幫他擦眼淚，把鋪蓋卷打開送他回宿舍說“還是不走吧！沒有關(guān)系的，會好起來的?！钡瑫r他對學生也十分嚴格，希望學生寫戲要在思想和藝術(shù)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是表面上的熱熱鬧鬧。

在重慶期間，曹禺與許多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些朋友不僅在思想上給予曹禺巨大的支持，也在精神上成為他堅強的后盾。代表人物可列出三位：周恩來、葉圣陶和巴金。一九三九年冬，曹禺接到周恩來同志的信，邀請他到重慶曾家?guī)r八路軍辦事處做客，“總理的話使我堅強，給我力量，我相信共產(chǎn)黨是堅決要抗戰(zhàn)到底的！從那時起，我靠近了黨”“從那時起，總理的光輝形象在我心里生了根”。周恩來作為曹禺革命文藝工作的引路人，帶給曹禺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周恩來對曹禺也是關(guān)愛有加。一九三八年，彼時正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任課的曹禺結(jié)識了同在復旦大學授課的葉圣陶。曹禺對葉圣陶尤為敬重：“我從他那里得到教益，是很難忘懷的”。葉圣陶則在寫給好友的書信中贊譽曹禺“能干，誠懇，是一位好青年”。在重慶，曹禺交往最多的當數(shù)巴金。他們之間真摯的友誼深深溫暖著曹禺的心。曹禺在重慶時常囊中羞澀，“有時一天就啃兩個大燒餅，有時連燒餅也啃不上，這種時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巴金始終默默支持著曹禺的創(chuàng)作，親自為《蛻變》寫《后記》，將曹禺創(chuàng)作的一部部作品送到讀者手上。1942年夏，曹禺還在重慶唐家沱的一艘火輪上完成了將巴金長篇小說《家》改編為四幕話劇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曹禺、老舍應(yīng)美國國務(wù)院的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曹禺于2月上旬離開重慶。如今，當我們再次翻開曹禺的作品，仿佛還能通過他的創(chuàng)作，聽到當年的市井喧囂，感受到英雄城市的文化氣息。重慶，因曹禺而更顯深邃，而曹禺，也因重慶而更加豐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