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書店，是舊文人別樣的一種讀書方式，也是讀書人對占有好書的一種“禮儀”。所謂藏書萬卷，尤其是占有稀缺的善本、珍本與孤本書籍，已成為一種精神財富的炫耀。

兒時，晴天去夫子廟大成殿門口的小人書攤，雨天去朱雀路邊的一家小人書店，花上兩分錢，就可以消磨半天飽看小人書了，倘若這種書攤書鋪也叫書店的話，那么，我逛書店的癖好，就是從小養(yǎng)成的興趣。

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貢院西街東西兩市一帶的白下書肆，那舊書店把卸下的門板搭成的書攤沿街排成長陣，買者和不買者，都是站在那里翻書。多數(shù)是來蹭讀的揩油者，站在那里盯著一本書讀，直到看完，方才釋手，店家也并不驅(qū)趕。我想，這也算是商家聚集人氣的策略吧。還有一種讀者，卻是在迅速掃描攤位上所有的書籍，偶爾拿起一本，翻閱一下版本、目錄，便將其擱置一邊，爾后有一搭沒一搭向店家打聽種種書籍的消息，如有，捎帶問一句何種版本。此時，店家眼里便放出光來，殷勤有加，搬出椅子看座，端上一杯茶水，這就預示生意的開始，賣者開出高價，買者坐地還價，雙方拉鋸一番，總會成交幾筆生意。店家雖非真正的讀書人，卻對書籍的行情非常精通，遇到買家急需的書籍，他會讓小伙計火速到某地去取，等待之時，便與客人海闊天空，扯起白下書肆的種種閑話來。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給北京出版社編那本民國文人散文《江城子——名人筆下的老南京》（后由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訂本《金陵舊顏》）時，才在紀果庵的《白門買書記》里，知曉南京書肆從古代至民國的繁盛，其中有一段描寫極為生動有趣：“余最喜聽其談南京書林故事，有開元宮女之思焉。貢院西街在夫子廟，書坊歷歷，惟問經(jīng)堂最大，主人揚州陸姓，干練有為，販書南北，結(jié)納朱門，以亂前萃文書店之伙友，一變而為南京書業(yè)之巨擘。其人不計小利，而每于大處落墨，又中西新舊雜蓄，故門市最熱鬧。余買書甚多，不能詳記?！弊x書人誰不喜歡藏書，但像紀果庵這樣能夠用重金去購書的，又有幾多呢？不過，盡管囊中羞澀，能夠過眼瀏覽一下，也是讀書人逛書店過過書癮的癖好吧，就像女人逛街，看到喜愛的東西，即使不買，也要在手中摩挲一番。

可惜兒時懵懂，對書沒有辨識能力，更不懂得買舊書的樂趣和意義。我們兄弟把壓歲錢和零花錢聚起來，去買連環(huán)畫，雖是下意識的喜好，卻也算是一種收藏吧。我曾經(jīng)是新街口新華書店的買家，成套地購買小人書，最后竟裝滿了一紙箱，我家也成了玩伴的閱覽室。

其實，我在小學三年級時，就開始讀小說了，從《高玉寶》開始，隨父親讀了許多從大院圖書館里借來的成人書籍，從來就不知道要用錢去購書，那是因為讀書可以不花一分錢，何樂而不為。

直到1966年時，我才從火中取書中偶得藏書的神秘與快樂。搶書據(jù)為己有，看到了那些不能公開看到的書籍，那種閱讀禁書的快感，喚起了我對“藏書”（此為雙關）的熱情。下鄉(xiāng)插隊前，我們撬開圖書館的窗戶，入內(nèi)竊書——那些沒有被焚燒的書籍，封存也是可惜了，不如讓我們收藏，帶下鄉(xiāng)去消遣。這種“竊書”，類似思想“盜火者”的行為，其中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就是那竊得的《牛虻》。那時，覺得做一個文化“流氓”，并不可恥。后來，當我讀到魯迅《孔乙己》中“竊書不能算偷……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時，心理上得到了極大的安慰，消除了許多罪惡感。

在農(nóng)村，尤其是農(nóng)閑時節(jié)，當我吃完了所有帶來的文字時，就覺得有書真好！對搜刮書籍的欲望愈發(fā)強烈，以書換書，交換閱讀，成為知青鄉(xiāng)間閱讀公開的秘密。那時我的書籍補給來源主要是靠我嬸嬸，她是外文出版社的編輯，知道我喜歡文學，時常給我寄一些文學書來。

當然，有時我也想著自己攢下生活費去買書。記得第一次去縣城新華書店買書是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晴朗的秋日，我來回奔波80里的崎嶇圩路，到家已經(jīng)是一輪新月初上。我不顧饑寒疲憊，點上罩子燈，打開那本郭沫若的新著《李白與杜甫》，一直讀到聞雞起舞時。那本書是我在古詩“創(chuàng)作”期的參考書籍，后來則被我批判過，但至今還寂寞地躺在我的書架上。

最難忘的一次是去縣城新華書店購買浩然的中篇小說合集《西沙兒女》，雨夜路過一片墳灘時，竟遇上了“鬼打墻”。而插隊期間，買的最貴的書刊，就是70年代初出版的懷素法帖之類的書籍，因為喜愛，不惜禁肉數(shù)月。

那時候，只要是文學書籍，即便是思想和藝術性并不佳的作品，也都囫圇吞棗地吞下，食不果腹的年代，你無法選擇。雖然那時我已經(jīng)有了讀書的鑒別能力，也知道什么小說更吸引人，因為閱讀的味蕾是不會騙人的，但苦于可供閱讀的書太少，無法讓自己“吃飽”。

大學畢業(yè)后，當閱讀文學書籍變成謀生飯碗時，買書就成了家常便飯。那時，我是一條光棍，又有教研室編教材得來的遠遠高于工資的外快，于是就將每個月的工資劃出一半來買書，我真正的藏書時代到來了。不過，隨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量翻譯書籍上市，讓人耳目一新，我也逐漸感覺到囊中羞澀，財力不逮了，雖然那時藏書意識強烈，但畢竟還沒到隨心所欲買書的程度。

我最為痛快淋漓成捆成捆買書的經(jīng)歷，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茅盾全集》的日子里。韋君宜批準每一個編輯可以購買一部原本供高級干部內(nèi)部閱讀的刪節(jié)本《金瓶梅》，此外社里還便宜處理了一大批中外作品，各種各樣的廉價的書籍堆在會計室的門口，大家像過節(jié)得到憑證供應的票券一樣，歡欣鼓舞地排隊購書。我每一樣都來一本，加起來總有幾十本，結(jié)賬后感到渾身舒泰，那是我平生快意的一樁購書豪舉，只不過不是在書店，而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購書天堂里。

從1979年至新世紀初，逛書店成為我假日中的一種休閑方式，雖然每次只購一兩本，有時甚至空手而歸，卻也有精神的饜足。那個楊公井的古舊書店，是我經(jīng)常去的地方，因為夫子廟的舊書攤經(jīng)過60年代國營新華書店的橫掃，幾近絕跡，古籍書店也改成了國營的店面，直屬新華書店管理。我在此地淘了許多舊書，尤其是專業(yè)雜志，像《人民文學》，從1949年創(chuàng)刊號，一直到1977年止的所有各期全部買下。1957年創(chuàng)刊的《文學評論》（原名《文學研究》）也是從創(chuàng)刊號到1977年的全套裝訂本都買了。之所以只買到1977年，是因為從那以后我已經(jīng)自己訂閱了這兩種刊物。分兩次用自行車馱著這些沉重的書刊回家，在書房上架時的快樂，真是無法形容。

近二十幾年來，我很少再去逛書店了，原因有二。一是許多出版社寄給我的書籍和雜志多到無法看完，書刊越積越多，再大的書房，再多的書架，都無法讓它們?nèi)胱×恕状伟峒?，只能忍痛割愛，把幾千冊雜志送人，或者送往收購站。二者，我的逛書店的方式變了，無論是國營新華書店呆板的購書模式，還是民營書店各種各樣的花式銷售方式，都讓我心生厭惡，我不愿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實體店里，對閑逛書店失去了舊時的愉悅——因為購書的快樂已被網(wǎng)上逛書店所取代，雖然沒有了買家與賣家之間交易時的語言交流，沒有了現(xiàn)場翻閱和驗貨購買的儀式感，然而，它帶來的卻是另一種無盡的快樂。

網(wǎng)上逛書店，不用你去書架上一一查找或去詢問店員，你想購得的書刊，只需輕點一下手機，就會出現(xiàn)同一種版本的新舊書籍幾十甚至上百本，不同書店各種價格，讓你任意挑選。更讓我驚訝的是，書店不單單是賣舊書，即便是全新的書籍，也是在網(wǎng)上以幾折的價格出售，后來才知道，這也是出版社的銷售渠道之一。當你看到書籍以快遞方式寄達以后，拆開包裝那一刻，心情就像打開盲盒一樣，是幸運盒，還是潘多拉盒呢？

我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不再去圖書館借書了，專業(yè)書籍都是自費購買。當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購買所需書籍，也是須分主次和等級的。倘若是為寫文章一次性使用，品相再差的也無所謂，比如前幾年為寫三部曲批評文章《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在中國闡釋的演變》，為了闡釋張光年的觀念，我急需看到《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存在著、發(fā)展著》初版原文，而非后來收進文集的文字，便在網(wǎng)上搜尋到了一本1956年第24期的《文藝報》（胡風事件后，《文藝報》一度改成了裝訂本），雖然封面已經(jīng)破爛不堪，文章內(nèi)容卻是完整無缺，原汁原味，乃至可以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足矣。

又，在寫兩萬多字的長篇隨筆《拯救與反叛——重讀〈牛虻〉》時，我得找回那個時代的情感，而1968年下鄉(xiāng)時帶去的那本50年代的初版本，也即“竊”來的那本，早就被其他知青借走，泥牛入海了；故在網(wǎng)上購得50年代那個版本，與后來多個新版本相對照，從中嗅到了不同的時代況味，也是別樣閱讀的一種無窮回味。

在網(wǎng)上逛書店，還有許許多多樂趣，成為你回憶歷史故事的最好橋接。比如，你可以在網(wǎng)上搜尋到許多你意想不到的東西，就像舊時代逛書店的文人，尋覓到淘到好書的另一個渠道，撿了一個大漏那樣歡欣不已。亦如紀果庵所言：“買書不能專走坊肆，街頭冷攤、巷曲小店、私人之落魄者、傭保寒賤之以竊掠待價而沽者，皆不可放過。莫愁路之黑市，前既言之矣，二三年前，猶可得佳品，近日則絕無。路側(cè)，有曰志源書店者，魯人陳某所設，其人初不識書，以收破碎零物為業(yè)（京語曰“挑高籮”，以其擔籮沿街喚買，如北京所云之“打小鼓的”然）。略識之無，同販中之得書者，輒就請益，見書既多，遂專以收書為事，由擔而肆，羅列滿架，凡小販之有書者，咸售于此，故往往佳著精槧?！笔堑模瑑簳r我們就是用家里的“廢品”，拿到“挑高籮”上換麥芽糖的，在一聲拖著長音的“破破爛棉花——拿來賣”的吆喝后，多少孩子把家里的書拿去換了口福，而沒有文化的“挑高籮”者，不會像紀果庵那樣識貨。

想想如今網(wǎng)上的賣家，多少都是有文化的人，其舊書，除了從出版社剛剛進來的打折貨以外，應該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廢品收購站。收購站里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分揀出來的書籍，肯定是會被經(jīng)營網(wǎng)上書店的老板前來一股腦兒買走的，至于價值幾何，那就要憑老板的專業(yè)水平來區(qū)分等級了?，F(xiàn)在網(wǎng)上書店老板的經(jīng)營范圍廣了，眼力勁也強了，分類水平也挺高，其簽名本的價格成倍翻，尤其是成名的大作家簽名本高得出奇。閑時，我經(jīng)常上網(wǎng)逛書店，瀏覽這些拍賣的簽名本和手札、信件，幾張紙的信札標價就是幾千塊。我曾經(jīng)的一位同事H君，早年就在網(wǎng)上購得《人民文學》和各個雜志流出來的許多著名作家的信札和手稿，可謂珍貴資料。他在網(wǎng)上淘到我1985年寫給一個學者的公函，贈與我，我回家后，立即將之撕毀，以為無甚價值。

一日，我看到網(wǎng)上有一疊從《文學評論》編輯部流出來的簽發(fā)手稿，那是1986年我和徐兆淮合寫的《新時期鄉(xiāng)土小說的遞嬗演進》一文，總計29頁，是2019年上拍的，竟然叫價28800元。誰會當冤大頭，去買這勞什子呢？諸如此類開價幾千幾萬元的手稿，至今還有一些掛在網(wǎng)上，無人問津，商家抬價，買家不會輕易上當，此乃市場經(jīng)濟。

經(jīng)常閑逛網(wǎng)店，偶爾也有撿漏的時候。那日失眠，凌晨還在網(wǎng)上書店流連，突見我在1988年寫的論文《褻瀆的神話：〈紅蝗〉的意義》（刊《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的手稿，一看，是山東一個縣城賣家，開價只400元，這倒是我愿意珍藏的東西，立馬拍下，心想，同是魯人，如紀果庵所說“其人初不識書”，可能連著名魯人莫言都不識，低估了此文的價值，讓我得幸迅速收回資料，因為這篇文章背后，還有一段長長的故事呢。

作為一個經(jīng)歷了兩個交替世紀的文人，我徜徉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逛書店”人生境遇中，一種莫名的時代“零余人”情感便油然而生。

2025年8月24日18時寫于南大和園桂山下

8月25日13時改于南大和園桂山下